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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法学丛刊》1936年第4卷第1期刊载了时任主编刘陆民的《悼李次山先生》一文，以示对这一爱国人士的哀悼。
故法不繁而吏不劳，民无犯禁，故百姓无怨于上。甚至属于地方性质的法规，亦决不可为本县的利益而妨碍邻县或他县的利益。
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，实在是一片散沙，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，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，"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"，我国的地位此时最为危险。《酷吏传赞序》谓: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，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。……法家之学自周穆王作《吕刑》后，有春秋时刑书竹刑，及诸国刑典，未见传书，唯此经为最古。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，刑期于无刑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，懋哉!皋陶曰:帝德罔愆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，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，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，罪疑唯轻，功疑唯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，好生之德，洽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。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国家，才可以说是法治的国家。
《里仁》篇，能以礼让为国乎，何有不能?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?《子路》篇: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，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程颐解释谓:君子观山下有火，明照之象，以修明其庶政，成文明之治，而无果敢于折狱也。[[53]]程树德此文，最大的特色在于他没有以欧洲中心论的观念来审视中国旧律，也没有因为中华法系暂时的挫折而心灰意冷，而是将法律规定紧密联系中国旧时社会现实，指出其法律规定的合理性。
[[8]]杨鸿烈:《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,第11页[[9]]杨鸿烈:《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62页。[[41]]这是文章的第一部分。此文无疑是以后研究法系或者法族之嚆矢。苟君主不爱民，则民可替天行道，目天子为独夫，人人皆可得而诛之。
从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开始，作者即撰文阐发这一专题，到60 年代，作者在台湾，又将一些中华法系研究论文汇集成册，命名为《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》，由三民书局出版。再就刑的渊源而言，从最初的天罚审判，到最后的代天行刑，莫不昭示着天道主宰下的人道。
之所以要作此比较，是因为两者都是古老的法系，影响了古代的东西方世界，而罗马法系至今不绝衰，由此也可知中华法系的前途命运;中华法系现在虽因时势的要求，改易旧观，但是固有的精神依然存在，前途依然光明，正如罗马法虽然曾经屡事更张，而今仍然为一般人所奉行一样。这股热潮波及法学界，探讨中国法系，讴歌其伟大自然而然也在情理之中。[[62]]第二部分探讨了法律与民族的问题，也就是研究法的民族性的问题，或者法律应否带有民族的特殊色彩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中国法系之伟大，作者对陈鹏的看法提出了保留意见。
文章首先分析了现今编订法律中存在的不尽人意之处，既而提出其根源在于清代末叶的法学者大半留学日本，继受的是大陆法系学派，而辛亥革命后，又有许多受过英美法学思想洗礼的法学者回国参与立法建设，于是我国的法学界就显然分成不并立的两派，各派都尽力张扬己派的长处而指摘对方的弱点。前面第二、三、四这三部分，都是围绕着中华法系过去如何这个问题而写的，此章则要解决现在如何以及今后应当如何的问题。最后又批驳陈文中将《周礼》比附今日之宪法和行政法，认为法律学成为独立科学，是近代之事，只有不明白这种情形的人，才常把中国古典中的章句，择其近于现代法律学科的一两点，等量齐观。[[116]] 高维廉:"建设一个中国法系，载《法学季刊》(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科法学季刊社创办)1926年第2卷第8号。
此文针对陈鹏文而作，故在体系上并不连贯，只是对陈文中三个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。简言之，在新理念、新技术之下，发扬旧的民族精神，形成新的法律体系而已。
[[60]]小野的文章引发了作者的共鸣，而于我之立法者容易舍弃其传统。先就礼言，作者考证出礼最初为殷商祭祀祖先的礼仪，至西周，一变而为划分封建等级制度之标准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任厦门大学教务长、武汉大学和湖北大学教授，著有《法律丛书》《管子六法》《民法概论》等。作者吸收了丁元普、王汝琪、李次山等人的研究成果，并加以自己的总结。但自晚清以来，国势倾颓，西学东渐进程的加速，一部分中国人被迫有意识地去追求、理解西方文化，而陷入了媚外的潮流中去。作者认为，从汉代开始，中国法律没有根本性的变革，换言之，自《周礼》奠定中华法系地位之后，后来的法律，只是在其中某个点上加以修补而已。[[46]] 王汝琪:中华法系之复兴,载《复兴月刊》1933 年第1卷第 10期[[47]] 王汝琪:中华法系之复兴，载《复兴月刊》1933年第1卷第10期[[48]] 王汝琪:中华法系之复兴，载《复兴月刊》 1933 年第1卷第 10期[[49]] 王汝琪:中华法系之复兴，载《复兴月刊》1933年第1卷第10期。[[55]] 蒋澧泉: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，载《中华法学杂志》1935年第6卷第7号。
这一发现，暂时缓和了一下盲从西方文化的空气，有可能反求诸己。该文说: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，而吾国与居一焉，其余诸法系，或发生蚤于我，而久已中绝;或今方盛行，而导源甚近。
所以然者，中华民族受中国法系下之法律的支配，已数千年，纵其制度及思想在今日评价上，有所贬落，顾国民之精神曾与其息息相关。③由家族生活本位进入民族生活本位。
在作者的笔下，同样充满了对中华法系的自豪感。诚如李次山所说:中华法系，为家庭单位的法系，以家庭为国家组织之单位，故曰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
既而经庚子事变、日俄战争的刺激，朝廷终于决定仿行宪政制度更新，不幸为时已晚，未及完成清廷即已覆灭。虽为时尚暂，但其演进之轨迹，实足蔚成一苏俄法系。唐虞时期，法律制度已然大备。但民法之亲族、婚姻、继承等方面，犹得保留甚多之中国法系遗物。
此文刊载于《法学季刊》1926年第2卷第8号上。此文载《中华法学杂志》1948 年第7卷第4期。
于是诸家所推崇之自然观念，遂为法家所弃也。这是此文的精彩之处，贯穿了英国哲人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思想，其中一段堪为经典，摘录于下:人类生活，逐渐进化，生存组织，由个人而血族团体，而国家。
1937 年正值日本即将全面侵华，中国民族面临危亡时刻，反映在文化上，即各界提出了保国保教保种的问题。[[75]] 陈鹏:中国法系之权利思想与现代，载《法律评论》1936年第13卷第40期。
(十一)陈鹏:《中国法系的权利思想与现代》 陈鹏，生卒年不详，国立安徽大学法律系教授。[[79]] 李景禧:读《中国法系之权利思想与现代》有感，载《法律评论》1936年第1卷第47期。对于韦格摩尔的结论，民国研究者大多表示认同。②中律有抑强扶弱的特征，作者于旧律中各举数例，证明我国旧律是符合人类普遍伦理的。
就刑事而言，古代的复仇容隐之例，春夏庆赏、秋冬行刑之举，顺天行刑、因天赦宥之法，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[[114]]总之，旧中华法系以儒家学说为基础，新中华法系当以三民主义为基础，这是民国学者的共识。
(四)马存坤:《建树新中华法系》 马存坤，生卒年不详，法学教授，著有《委任统治问题》等作品。1895 年，中日签署马关条约，号称世界第三海军大国的大清帝国，竟然被明治维新以后仅仅三十年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，一时舆论哗然，中日强弱之势引起部分爱国士大夫的深思，而民族危机的加深，更激起他们变法图强的改革热忱。
这显示出居正期望保留中华法系中的优秀精神财富，裨使法律更有效地发挥作用，即如作者所云:同时如果各人都能确守这些纲维，那么人我分际之间，以及接物处世，违反法律的事实，自然也就很少了。而对根本问题的解决，没有应有的注意。